阿特伍德《证言》：细节来源于历史「思南读书会NO.343简讯」
从左至右为杨懿晶、于是、赵松、来颖燕
10月31日下午，译者于是携其译作《证言》来到第343期思南读书会现场，与青年评论家来颖燕、作家赵松一同解读阿特伍德这部全球瞩目的作品。该书责编杨懿晶担任活动主持。
故事都是证言的存在
2019年，“加拿大文学女王”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凭借《证言》再度摘获布克奖。作为《使女的故事》续作，《证言》将时间设置在前作结局十五年后。自1985年《使女的故事》出版，开放性的结局使读者意犹未尽，改编为电视剧后风靡全球，无数读者与观众不断追问作家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在译者于是看来，《证言》的出版与电视剧热播有很大关系。与阿特伍德此前作品相比，《证言》故事性更强，并加入了大段动作戏，尤其是两位女孩子的冒险情节，读起来完全是电视剧化的呈现。“《使女的故事》是一个未受外界干扰的纯文本创作，塑造的人物是内向型的，而改编为影视剧是呈现时空当中的动作，无法像文学一样只展现内心的感受。”于是说。
在英文原版中，“证言”用英文单词表示为“testament”。于是介绍，阿特伍德将这个英文单词赋予三层含义：遗言、圣经、证言。如何用中文尽可能地表达出原汁原味的英文含义，于是有着自己的考量。她说，“这三个层次囊括在一个中文单词里难以实现，我倾向于用见证者的证言，把这个词作为最重要的支点，这是从《使女的故事》延续下来的特征，这一系列的故事都是证言的存在。”
杨懿晶
悲剧的诗意
《证言》通过三位不同的女性角色各自的经历和视角，拨开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雾，构建起一个更宏大、更开阔的时空。来颖燕谈到，不同于《使女的故事》从单人的角度进行写作，《证言》基于三位女性的角度，从第一人称角度切入，三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形成整体，相互勾连，互相证实。在赵松看来，三位女性的叙事构成丰富的文本，形成了时空的重叠感。阿特伍德既是优秀的小说家，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，读者始终能从她的行文中感受到悲剧的诗意。
该书责编杨懿晶介绍，《证言》之所以能跟今天的读者产生巨大共鸣，源于书中选择的材料都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。阿特伍德在动笔写作前，做了大量的资料的搜集工作，也曾重新研究写作《使女的故事》相关材料。赵松谈到，基于阿特伍德所处的时代语境，她倾向于对历史和未来做出思考。“书的细节来自于历史，她是基于人类的历史谈论未来，而不是编造细节从而创造未来。”
来颖燕谈到，阿特伍德曾说过科幻永远是针对当下的，作者设定了一个奇特的环境，让读者看到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部分。“小说就是一种虚构的历史，填补了这些东西的空白，呈现出本质化的内容。我们不仅仅是回望历史，而是将历史变成可以深思的、可以讨论的。”来颖燕说。
“文学让悬疑虚于落空”
尽管《使女的故事》和《证言》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讲述女性的生存问题，但阿特伍德始终强调她不是女性主义作家。于是认为，阿特伍德希望读者关心到女性主义之外的话题，女性主义仅是这本书能看到的表层。来颖燕谈到，尽管阿特伍德从女性角度着手写作，但她讨论的其实是人类共同的命运，目标不仅仅在于重塑女性权利，而是试图从更广阔的角度解决问题。于是在《证言》的译文后记中写道，阿特伍德在写《使女的故事》时就想写历史见证者的意识，这个意识比她决定写什么样的故事更为重要。
赵松谈到，阿特伍德想体现的“见证者意识”不止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，作家对写作本身的追求才是最重要的。赵松说，“阿特伍德曾表示，她试图把文字组合在一起，形成它们分开时没有的效果。通过于是的翻译能感受到阿特伍德的文字仍然是炉火纯青的，体会到阅读的快感，能感受到行文的节奏。”在来颖燕看来，作家往往关注的是个体的人，从普通人的命运出发才能推己及人。由个体联系到公共的世界，这样的写作角度才能让作者有足够的自由度和舒适度，承担社会责任往往并非是作者的初衷。
在《证言》出版的同年，根据《使女的故事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第三季上映。赵松谈到，影视化盛行对传统文学有一定影响，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形成不同的体验。“文学跟影视互为补充，尽管视觉的艺术很直观，但是文学能够提供的是一种人的意识、人的感觉、人的想象，这些只能在文字层面用微妙的方式去体现。另外，影视的画面是不断流动的，观看者很难去凝视一个画面，但是文字却可以反复阅读与体会。”赵松说。
来颖燕谈到，小说与剧本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，画面和文学作用于不同的感官。“文学是在线性时间中表演，如果它要留白，就会诱惑读者能动性介入，文学是让悬疑虚于落空。阿特伍德的小说没有解答谜底，这让读者在思考中有所收获。”来颖燕说。
现场：陈 思
撰稿：关 玥
改稿：陈 思
摄影：隋 文
编辑：江心语